明年任务的第一位，有何深意

再比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提到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将“提振消费”放在明年任务的第一位，说明决策层对于当前经济面临的挑战有比较清晰的认知。同时，对于如何提振消费的问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出通过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提供更好的社会保障，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意愿，这样的政策表述也比较有含金量。

“9·26政治局会议”之后，制定宏观政策的出发点已经发生变化，不仅在服务增长目标，而是为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解决一系列结构性问题作为目标，这直接打开政策规模，以及政策创新的空间。

《中国新闻周刊》：你如何评价已经推出的一揽子增量政策的效果？

刘俏：“9·26政治局会议”后，宏观政策明显转向，但是仍处在评估政策效果，调整具体政策举措的过程中。此前已经推出的一揽子增量政策并非没有效果，比如资本市场信心得到一定程度提升，但是总体而言市场仍在观望。换言之，虽然大家已经看到政策转向，不过仍在观察政策如何落地。当前中国经济需要再平衡，无论是居民信心，还是企业信心都需要提振。

一些经济数据也可以体现这种观望情绪，比如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是此前一揽子增量政策的目标之一，但是今年1—10月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15.8％，销售额同比下降20.9％，此前政策对于房地产问题施力的精准度是否足够存在疑问。再比如11月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在前期货币政策宽松的信号已经释放的情况下，社融增长依然比较疲软，同样说明政策改善居民、企业信心的效果并未完全显现。

这种观望情绪背后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是已经推出的一揽子增量政策力度不够，但是无论是“9·26政治局会议”，还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于政策规模都做出开放式表述，也就是会根据情况适时调整政策规模。因此更大的可能在于此前市场观察到政策施力侧重点仍然聚焦供给侧，尽管已经释放出向需求侧倾斜的信号，但是与市场预期相比仍然偏弱，仍然需要更清晰的政策信号。

比如目前房地产领域存在的矛盾都十分尖锐。房地产投资不仅在固定资产投资中占有重要份额，而且据我们统计，中国153个二级行业中有115个与房地产行业直接或间接相关。因此对于房地产行业的负面情绪很容易通过这样的网络向外传递，从而给整体经济带来负面影响。

解决房地产领域的矛盾需要更加积极地创新政策工具，此前央行已经创设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为地方国企“收储”商品房转化为保障性住房提供3000亿元再贷款，但是受限于政策规模，以及一些实施细则，其并不足以逆转房地产领域的负面循环。市场无疑期待更为有力的政策，比如成立大型房地产稳定基金，像这样创新的政策工具有没有可能在未来进行论证，甚至推出，这可能是下一阶段决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出的一系列表述能否真正产生效果的关键。

图/视觉中国

什么才是刺激政策的关键？

《中国新闻周刊》：你认为新的刺激政策需要多大的规模？

刘俏：目前各方分析明年刺激政策的规模，更多是与其施力重点联系在一起，比如推测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需要多少资金。规模其实可以动态调整，但是我们越早解决一些迫在眉睫的问题，并创新政策工具，所需资金规模就越小。相比于政策规模，更关键的可能是资金用到什么地方，是否及时，以及效果如何。

《中国新闻周刊》：有哪些“以小搏大”的政策工具可以被使用？

刘俏：解决家庭、企业、地方政府面临的一些具体问题，有时候并不需要大规模刺激政策，而是更需要精准地针对问题创新政策工具。如果政策侧重点在供给侧，往往政策规模越大效果越好。但是当政策侧重点转向需求侧，政策效果与政策是否精准、适当关联性更强。市场对于一些领域的标志性改革举措或是政策工具创新充满期待。

比如企业当前面临的应收账款问题。根据我们此前分析，截至2023年年底，上市公司应收账款总计8.3万亿元。应收账款是企业正常运营的一部分，但是过去3年上市公司应收账款上升速度很快，远远超过同期销售收入上升速度，每年总规模增加约1万亿元，这说明企业面临比较严重的欠款问题，问题可能来自地方政府、国企，也可能来自企业间的三角债。虽然应收账款被计入企业利润，但是属于低质量利润，因为其不带来现金流。

外界经常批评上市公司不分红，或是投资积极性较差，但是从另外的角度来看，上市公司现金流情况确实在恶化，以至于其没有余力分红、投资。针对这样的情况，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推出财政专项计划，化解部分企业应收账款问题。如果可以化解上市公司1万亿元应收账款，相当于企业真实利润增加1万亿元，按照粗略计算，上证指数为3000点时，如果市盈率为16倍，上市公司市值能够增加16万亿元，相当于市值增加20％，对应的上证指数可以从3000点上涨至3600点。类似这样的财政专项计划无论对于企业信心的恢复，还是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增加，都会带来实际的支撑作用，而且其所需的资金规模可能并不大。

《中国新闻周刊》：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提振消费”摆在一个十分突出的位置，究竟应该如何“提振消费”？

刘俏：对于提振消费，此前已经推出一些在边际层面上取得一定效果的政策，比如“以旧换新”、消费券等。长远来看，消费是一个“慢变量”，提振消费需要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但是短期来看，将时间单位缩短到一个季度或者一年，可以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支持中低收入群体，通过这样充满象征意味的举动向市场传递决策层提振消费的决心。

对于收入水平处在底层的群体而言，按照2022年的数据，他们的月均可支配收入不足700元。如果一年之内给这一群体发放现金，或等价现金券1万元，可以将他们的月均可支配收入提升至1500元左右。这一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MPC）非常之高，尽管目前国内缺少足够的数据支撑，但是我认为转化率几乎可以达到100％。这意味着针对低收入群体的2.8万亿元消费支持计划，几乎可以转化为2.8万亿元的消费增长。2023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约为47万亿元，2.8万亿元的增长会带来接近6％的增幅，而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消费的拉动作用约为70％，即使按照60％的比例计算，2.8万亿元消费支持计划可以直接拉动GDP增长约3.6个百分点，同时其对于刺激政策规模的要求也并不大。

从惯有思维来看，人们可能认为通过这样的方式直接支持最终消费是一次性的政策，难以延续。但是当下需要提振信心，使用一些强刺激政策的目的是为结构性改革赢得时间。“以空间换时间”的概念很重要，即使对于消费这样的“慢变量”而言，也需要一些短期政策为长期改革换取比较宽松的环境，因此有必要创新一些政策工具刺激消费。

《中国新闻周刊》：人们对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一直存有疑问，特别是在需求不足的情况下，你认为除去传统的量、价工具之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还有哪些空间？

刘俏：面对总需求不足的问题，确实需要货币政策在具体的政策工具设计上走出传统的思维定式。对于货币政策，我们过去强调数量管控逐渐向价格管控转移，尽管一直在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但是比较有效的价格体系一直没有形成，导致价格无法发挥其应该起到的作用。因此在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目标下，政策工具的创新变得更加重要。比如9月底央行创设的两项支持股票市场稳定发展的货币政策工具，在不需要修改中央银行法的情况下，央行能够提升资本市场流动性，从而支持其稳定发展。这项政策工具的创新可以说是一个好的开始，社会评价非常积极。

比如未来可能同样需要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创新，支持房地产市场。面对房地产市场的问题，我们可能需要转变思路。目前我们仍将住房视为一种投资品，从而鼓励人们购买，但是目前房地产市场的供需矛盾已经十分尖锐。在房地产新模式下，住房更应该变为一种消费品。比如美国房地产行业增加值占比GDP约为16％，高于中国的6％。以2021年的数据来看，美国住房投资约为1.1万亿美元，但是住房消费达到2.78万亿美元，合计约3.88万亿美元，约占当年GDP的16％。这需要我们将大量的商品房转化为保障性住房、长租公寓，为目前2.6亿没有城市户籍的城市常住人口，以及未来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人口提供住房保障。对于这部分群体而言，住房的需求可能是“不求所有，但求所用”，如果新市民可以不为首付与房贷束缚，从某种程度讲同样可以激发其消费潜力，这对于中国经济形成新的平衡同样十分重要。

但是这并非让政府为开发商的历史遗留问题买单，而是当商品房转化为保障性住房后，其运营可以按照市场化方式进行，从而使目前价值正在不断贬损的资产的收益能够上升。在已有“收储”政策的基础上，首先需要扩大规模，其次需要自上向下推进，再次一定要让市场化主体参与其中，不能让“收储”变为地方财政的负担，而是需要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结合予以支持。